在国内外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无论是颇具高科技实力的欧美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的国家都认识到协作治理的重要性。如欧盟的“信息社会”计划，日本的“I-Japan（智慧日本）战略”计划、新加坡“智慧国家”计划等。这些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复杂巨系统，既需要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各项科技的协同，又需要政府、企业、NGO社会组织以及市民等诸多建设主体的协同，这与传统政府管理凭借单一主体就可以进行社会改革有着根本的区别。

　　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治理方面，以往的治理模式中，公民参与治理的方式往往集中在投票、选举上，至于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与管理则没什么发言权，或没有渠道参与，公民的参与并不是十分积极。但智慧城市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公民有了能够参与城市治理的技术支持，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的“玛诺尔实验室”，就是可以供居民提出有关于城市治理议案的网络平台，居民可以自己投标解决和投票评论赚取积分，积分达到万的人有可能成为市长。

　　这就把城市管理中原来政府主导的相对封闭的模式转变为协同治理的开放式模式，极大地引发了社会参与热情。对于政府治理创新来说，智慧城市系统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多元主体协作的紧密程度和有序程度，有效地促使社会各个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产生协同效应，释放社会活力。

　　近年来的理论探讨、技术创新和各地试点实践，使我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联合应用开发发生了巨大改变，智慧城市在发展自身系统的同时，已经使传统的政府管理思维、管理结构、管理方法有了新内涵。这势必要求政府创新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创新并不见得会一帆风顺，有几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从规划层面来看，国内外智慧城市的建设样本表明，智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它的规划制定与一个城市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发展脉络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智慧规划。

　　从建设层面来看，我国信息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仍然很不均衡，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还停留在网路基础建设阶段，还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在信息使用方面，我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达到8.71亿人，且绝大多数都是在18岁至40岁之间，60岁以上的移动网络用户微乎其微，信息人口结构的巨大差异导致服务需求导向大不相同，如何全方位培养居民的信息素养，如何在应用开发中照顾到因数字鸿沟而被信息边缘化的人群，是智慧城市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制度保障层面来说，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发展中，实现企业生产、民众生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必将遭遇很多现行的法律法规瓶颈，这就需要建立刷新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制，才能集中精力排除干扰，推动目标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