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编译

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一书中对人类发展拉响了警报，向那些引领智力发展的未来军事领导人发出了响亮号召。很多学者已经在推测科技对人类和战争的潜在影响。尽管这些愿景包含各种预测，但都提出了一些有用的问题，为军事机构未来的智力发展提供了信息。

世界正处于一场新工业革命伊始，这场革命的基础是互联、生物和硅基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各种形式的狭义人工智能。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将其描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正在扰乱商业、娱乐、通讯、运输和国民经济。与以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几乎可以肯定，此次工业革命还将改变社会的发展和互动方式。科学进步、商业化和创新传播是一种社会过程，并随着人们思想、价值观、利益、社会规范的发展和交流而逐渐展开。

席卷整个社会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安全的评估方式发生改变。正如肯尼斯·佩恩在其年出版的《战略、进化与战争：从类人猿到人工智能》一书中指出：“对于文明的人类而言，技术、战争和社会是动态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变革还将进而影响军事组织在新时代实施军事行动的方式。许多学者都探讨了这场革命中新技术对军事机构的影响。但是，“战争在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军事机构若要有效利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对新的军事概念和组织方法进行研究探索。

军事与教育：不断发展的智力优势

在未来20年里，多数西方军队的规模将小于对手，技术优势也将不断下降。令这一挑战更加复杂的是，他们将在一个新的超科技、跨区域、日益分散的实体网络作战环境中战斗。未来冲突空间将越来越多地被致命武器系统、信息和生物融合技术所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技术层面的比武场。最近一些出版物，如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出版物，都描述了西方军事机构保持了几个世纪的技术优势是如何衰败的。

现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经谈到，战略和技术变革的步伐正在加速。军事力量优势期可能会更加短暂，西方军事机构必须发展其他优势资源。由于缺乏持久的技术优势，而且往往无法借助上个时代的力量，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智力优势。

智力优势以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方式体现。首先是个人的专业知识。个人智力优势是胜过潜在对手的创造性思考和规划能力。它建立在单位所提供的大量训练、教育和经历、以及个人长期持续不断自学的基础上。通过人与人工智能共同发展，个人智力优势将日益得到巩固。生物与人工智能合成技术也将越来越多地与人类智力共同使用，形成总体优势。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弗兰克·霍夫曼将其描述为“系统3”思维，在这一新兴领域中，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协同应用将成为军事人员智力优势的发展核心。

智力优势的第二个体现是机构优势。尽管在领导和规划方面拥有智力优势至关重要，但集体、机构的智力优势也同样重要。这将允许不同层次的群体可有效利用每个人多样化的智慧来解决短、中、长期的复杂体制问题。机构的智力优势必须在部队编成、作战概念、后勤保障、网络安全、军事行动、人员发展和人才管理等方面加以应用。

这种智力优势必须围绕一种极专业的智慧军事文化发展而构建，从部队部署到教育训练制度，再到战略规划组织。该系统中的人员必须能够相对于对手更快、更好地适应环境、计划、决策和行动。在这种不断发展的文化中，我们必须把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军事思想家，像培养精英运动员一样培养，必须加强精英思维的制度激励，调整晋升途径和人才管理体系。

21世纪，什么样的机构能够在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那些能够在智力优势上支持所属人员、并以统一方式将智力优势应用到解决体制问题上的机构。机构智力优势的终极表现，是在战略竞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是运用自身优势赢得必须参与的任何战斗的能力。此外，还有两个背景因素会影响这一优势的发展。

第一个因素是，在广泛安全环境下的连续性。尽管未来环境会改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变的特征。一个不变的是，人类仍然会发动战争。另一个不变的是，工作的本质和军事组织的结构，它们仍将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发展。理解这种连续性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环境是未来军事领导人必须面对的。

第二个因素是，信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千百年来，军事领导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战争工具来实现预期目标。但无论哪个时代，为了取得战斗、战役和战争的胜利，军事领导人都把机器和其他工具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使用。如今，世界处于人和机器完全共生的时代。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有望为军方和政界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在对战争和战略竞争的认知上，人与机器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正平等的伙伴。要发展这种新的智力优势，在军事人员成长发展上，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调整。

建立智力优势需要一系列新方法，其本质是面向人。因此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正确配置资源，聚焦训练现役军人，迎接当前和未来挑战，并在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领域运用军事艺术和科学。为保证在军队中良好运转，制度设计必须由战略驱动。该战略应从军队未来20年能力目标中得出期望目标，并依托一系列制度、教育和科技手段加以实现。

通过教育、训练、经历、人才管理等其他机制，军事人员为军事机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因此，对未来军事人员，尤其是领导者，需要给予制度上的支持。这应该成为未来军事能力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美国，职业军事教育在最新版《美国国防战略》中被描述为“停滞不前”，这也为其战略改革提供了起点和驱动力。

澳大利亚和美国有着相似的军事制度和国家制度，必须继续发展合作，加强思想交流。军事教育的一系列理念和设计正在共享，但也不能全盘复制。最佳实践课程、杰出学术人物、新的学习方法和新的军事理论都要加强共享，这必须成为西方军事同盟未来做法的基石之一。

战略参与不仅仅是相似制度之间的共享和交流，地方大学的参与也至关重要。地方院校拥有数百年的人文和科学底蕴，是一种资源。他们治学严谨，可进一步提升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军事人员的知识水平。地方院校还可以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观点，一些观点可能不同于官方说法，这也就迫使军队学员必须对国家安全政策仔细分析研究。

军事机构的课程设置必须着眼未来作战环境。同时，军事教育必须实质性地贴近和对接将来所从事的工作，无论军内外。未来的联合军官应从远期视角和智力发展类型上得到一条清晰明确的发展路径。为紧贴实际，适应未来发展，职业军事教育必须建立机制补充未来工作岗位，建立机制应对需求变化，针对变化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

军事机构应持续对未来的军事领导人各阶段所具备的能力进行描述。机构的课程设置必须以此为基础，但不能是工业生产线，应是构建个性化智力发展的“支柱”。美国学者威廉姆森·默里、艾伦·米勒在年所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创新》一书中指出，军事领导人在职业生涯中通过持续学习，能够更好地实施领导，在思想和技术上更加有所创新。此外，持续学习还有其他重要作用。

首先，对持续学习的整体分析研究有助于军事机构进行人才和职业管理。其次，持续学习允许军事人员“小试牛刀”，并可针对学习效果进行课程修正。这与目前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目前的方法依赖多年形成的学习干预手段，教育机构为应对未来挑战所做的准备，其实就是一场“大赌”。短期与长期学习相结合，正式的线上学习与精心打造的自学中心相配套，这才是未来持续学习的最佳方法。

军事机构的正规教育不能寄希望于满足当前或未来联合军官智力发展的全部需求。因此，必须通过自学补充正规教育的不足。如果自学能够补充正规教育经历，那么它就是最有效的。这意味着军事组织提供精选资源，未来联合军官便可以从其岗位“脱离”出来，使用互联网或其他资源对其职业发展进行补充。这些精选的职业发展资料中心是对正式资源的补充，在盟国间可广泛使用，资料可快速更新以适应战略环境或技术发展变化。因此，对这些资源的适应期可能比军事院校的更短。

培训、再培训

在未来环境中，职业和工业的构建与毁坏比以往工业革命期间更快。年，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撰文《为什么技术倾向于专制》，文中预言，“在20世纪，各国政府为年轻人建立了大规模教育系统，与之相似，在21世纪，需要为成年人建立大规模的再教育系统。”因此，未来军事机构需要建立一个随技术和战略环境改变而开展培训和快速再培训的系统。由于新技术的深远影响以及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目前，军队可能需要在未来5-10年中对所有军事领导人进行再教育。

增强技术素养

高超声速、天基能力、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正在军队迅速传播。但要有效使用这些技术，用户必须了解这些技术。因此，军队在算法开发和人工智能设计等方面需要资深专家。年，英国一份名为《英国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报告阐述，使用新技术的熟练劳动力，应该是掌握基础知识的人员、知识渊博的用户、具有高级技能的专家这三类人员的统一体。未来几年中，几乎每个衔级，都需要具备新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基础知识，这包括应用知识、如何提供一定程度的质量保证和控制、以及如何与新概念和单位最佳结合在一起。

开放式教育

目前，许多联合教育和个人培训都局限在一个小环境内，这尽管学习效果比较好，但只有小部分人才能获得学习机会。军事机构必须打破地理、技术和文化障碍，建立一个真正互联的系统，使教育能够持续并自我维持。这个教育系统对军人和文职人员均应开放，无论其职务、军衔、身处何处。在这方面，军事机构可以向地方教育部门学习，同时还可利用美国国防部“先进分布式学习计划”等研究成果。

创新学习方式

技术变革正在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训练和教育方法。技术使学习更加“互联”，这也导致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新兴的数字化方法之间存在差异。现在，那些被传统教育方式排斥在外的人同样可以使用新的学习方法。

数字时代的技术将支持这种更先进的学习方法。生物信息技术革命为提高个人和机构的智力水平提供了多种途径。人工智能将极大改变军队教育方式，并为更多军事教育活动打下基础。生物技术，尤其是神经技术，提供了认知增强、植入式记忆、利用大脑扩展知识等能力，可提供更好的人工智能算法。这些技术对于学习和未来军事领导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西方军事机构另一个协作创新的领域。

然而，学习方法并非都基于先进技术。兵棋推演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军事机构中历史悠久。兵棋能让人直观看到军事行动的准备和实施，是未来联合军官训练的必要环节。兵棋不必是复杂的计算机游戏，简单的桌面游戏往往就能有效吸引学员，并可检验学员的合作和易受影响程度等能力。虽然军方对兵棋推演提出了增加集成作战和空间能力等新需求，但这种方法仍然可以与未来学习需求同步发展。

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哈姆斯指出，“尽管有反对意见，但战争不仅没有消失，其频率和持续时间反而都在增加。武装冲突仍将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核心，仍将是人类意志的较量。因此，人类的激情、摩擦与迷雾将使它变得更加复杂。技术不会使之清晰或简洁。”全球安全环境在不断演变。战争在保留其人类本质的同时，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复杂。军事组织必须有能力应对技术和民众无法解决的未来威胁。只有通过深入思考，并在军人和军事机构中建立智力优势，他们的能力才能提高，才能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目标。尽管技能需求将会改变，部队人员构成也在不断发展，但为应对未来冲突做好军事智力准备仍是一项持久要求。